新经济带来了两个不同于传统经济的关键的新规则
　　新经济有可能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窗口”
　　新经济带来的是平等,还是两极分化
　　“新经济”的新规则
　　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区别于传统经济之处，就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经济的原有规则。在我看来，新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规则之处，或者说新经济带来的新规则，最关键者莫过于两条：
　　第一条，与传统经济类型中生产者“报酬递减”以及消费者“效用递减”的基本法则相反，“新经济”中具有使生产者的“报酬递增”与消费者的“效用递增”的性质。
　　在传统经济中,一方面，生产者将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与在一块农地上撒化肥一样，在化肥达到一定的程度后，由增加撒下的单位化肥带来的农作物的量的增加会不断下降；再达到一定量后，甚至会带来农作物产量的负增长，这就是所谓生产者“报酬递减”规律；同时，传统经济学中“报酬递减”规律还包括这样的现象：生产者新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在不断增加提供的过程中，该商品与服务的利润会逐渐下降，这也是熊彼特“创新浪潮”理论的题中之义。另一方面，在传统经济中，消费者消费任何一种商品，都与饥饿的人吃肉饼一样，随着所吃肉饼量的增加，新吃的肉饼给此人带来的满足程度不断降低，这就是所谓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而“新经济”则不一样。对于生产者来说，新经济类型的产品具有使生产者报酬递增的性质。这也表现在两点：首先，当生产者将知识与技术直接投入生产过程，投入得越多，新增的投入给生产者带来的报酬越来越高。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软件开发过程中，某种大型软件开发成功以前，所有的投入都是作为经济学上所谓的“沉没成本”，没有任何收益；恰是导致软件开发得以成功的最后一单位要素投入，决定了这一生产过程给生产者带来的所有的报酬；再次，随着生产者向社会提供的新商品与服务量的不断增加，由此项产品或服务带来的报酬也不断增加。比如提供因特网接口服务的厂商，使用你的接口服务的人越多，即上你的网站的人越多，你提供的软件产品使用人数也就越多，消费者对你的网站的评价越高，也就越是愿出高价来购买你的服务，使你的边际报酬不断升高。而且这种报酬随着使用你的产品与服务的人数的进一步增加而呈现出更稳定的增加趋势。因为与传统商品相比较，知识、信息与技术产品会导致消费者出现“锁定”现象。举一个最普遍的例子，目前的电脑用户大多使用美国微软公司的“视窗”系列软件，结果，由于个人电脑用户在使用电脑中变得对微软“视窗”软件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尤其加之其他电脑软件开发商开发出的软件都以“视窗”作为运行平台，所以，使得消费者要想使用其他替代软件，必须付出高昂得甚至没有办法承受的“转移”费用，因此，只为操作系统升级就得向微软不断送去更多的钱。对于消费者来说，“新经济”则可以带来消费者边际效用递增。如所谓的品牌消费。在一定的限度内，消费的著名品牌越多，给消费者带来的心理满足程度越高。再如上网，IT业内调查发现，上网者平均上网的时间总是趋向于越来越长，这证明了上网者在消费网络提供的服务过程中得到的满足程度也是越来越高的。因此，有一句广告语倒很恰当地表明了上网者的此种心态：“越上越过瘾”。
　　第二条,是由第一条带来的，新经济中的价格决定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中的价格决定。在传统经济中，商品的价格越高，需求会越少；但在新经济条件下则反过来了：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价格随着用户数量的增加而剧增；而这种价格的剧增反过来又吸引更多的用户，从而产生了多重效益。这就叫作新经济的“外在性”。
　　用正规的经济学术语表示，新经济的外在性定义是：一个产品或服务的价格取决于已经使用该产品或服务的其他人的数量。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新经济的这种“外在性”，是“新经济”与“旧经济”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这在名牌消费、信用消费、网络消费中是很明确的现实。除了这种外在性以外，新经济中还存在被经济学家凯文·凯利称为的所谓“反向定价法则”与“慷慨法则”：前者是指，传统经济中，产品质量的提高总会使该产品价格上涨，而新经济条件下，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该产品的价格每年都在下降；后者是指，传统经济中，需求与供给弹性不大的产品，其价格也很稳定；但在新经济条件下，一旦某种产品的价值和不可或缺性形成，厂商几乎都会免费提供或差不多的免费提供，厂商的利润在于与其同时销售的服务。总之，新经济对传统经济规则提出的挑战，已经给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问题，也因此为所谓的“新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现实的机缘。

　　最后一个机会窗口？
　　目前，“新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类型，在经济发展中占据领先与主导地位，还只是少数欧美发达国家的事情。那么，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新经济”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发展经济学家都认为，每一次由科技革命引发的经济转型，都会给相对落后国家提供了一个所谓“机会窗口”，如果相对落后国家能利用好这个“机会窗口”，就能实现跳跃式发展，赶超先进国家。
　　由微电子技术推动的“新经济”，给当前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机会窗口”将是最诱人的，却也是最难以被发展中国家所利用的。
　　“新经济”也好，旧经济也好，科技革命在推动经济类型转换过程中，都必须依赖于一个关键的对经济发展来说相对廉价的要素。瑞典经济学家布伦德纽斯对资本主义发展长过程中科技革命推动经济类型转换的决定性要素进行了排梳后认为，第一次科技革命中，引发经济类型转换的关键要素是机器的运用和纺织工业的兴起；第二次科技革命中，促使经济类型转换的关键性要素是廉价的煤和蒸汽机车；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关键性要素是廉价的钢和电能；第四次科技革命中，引发经济类型转换的关键要素是丰富而廉价的能源－石油；而此次经济类型转换，起关键作用的生产要素是微电子技术。
　　之所以说“新经济”创造了一个最诱人的“机会窗口”，布伦纽斯德认为，其原因在于，微电子技术作为此次经济类型转换中关键生产要素，与以往相比较，是最具特色的一种生产要素。首先，在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基础上，产生了自动化的革命，自动化完全不同于机械化的生产方式（机械化是前四次“经济类型”共有的生产方式，所以都归于相对于“新经济”的传统经济），这是因为自动化在某些方面替代或帮助了人的大脑活动，而不是对人的体力活动有所帮助和替代。其次，在由微电子工业引发的第五轮经济类型转换中，硅是一个更好、更新、更丰富和廉价的生产要素，从某个角度来说同第四次经济增长的关键生产要素石油来比较，它不仅更廉价，而且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生产要素。
　　但是，一些经济学家也看到，“新经济”有可能是给发展中国家的最后一次“机会窗口”。这里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如果这次“机会窗口”没有被利用好，那么，没有机会再利用下次的“机会窗口”。因为按发展经济学家卡洛塔.佩雷兹的说法，每一次经济类型转换之所以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一个“机会窗口”，是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没有“前工业结构惯性”，从而可以实施科技的跨跃式发展。然而，
现在的问题是，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跟随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太紧了，自己也已经掉进了产业结构累积性逐渐升级的陷阱，这一结果导致发展中国家要承受更大的前工业结构惯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在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主动或被动地整合进世界性产业结构分工之中，并且变得对发达国家日益具有依附性，所以，要实现产业结构跳跃式发展，不仅受到发达国家的压制，而且受到本国既有发展路径的限制。因此，抢在全球化过程没有完成之前，极少数国家有抓住“新经济”所提供的“机会窗口”还是有可能的；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及最终完成，发展中国家要想利用“机会窗口”，实现跳跃式发展几近不可能。另一层含义是：这次“机会窗口”本身很难以被利用。联合国一份出版物指出，在新经济浪潮中，要想抓住“机会窗口”，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各家公司和国民广泛使用通信网络；具备训练有素的劳动力和消费者；建立推动知识创新和传播的机构”，但那份出版物也承认，发展中国家几乎都不具备这些条件。“低收入国家平均每百人拥有的电话线不足2.6条,平均每千人拥有电脑不足两台;而高收入国家电信密度为54.6％,电脑普及率为199％。在因特网普及率列前十位的国家中，居然占全球现有网络用户的85％以上。”因此，不少经济学家认为，除了极少数拉美国家如巴西、智利，以及亚洲的印度、中国以外，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新经济”的机会和前景非常黯淡。一位非洲莫桑比克经济学者甚至用“诗”样的语言表达对“新经济”的绝望：它没有到来之前，我们总能看到远方很模糊的希望；而现在它已经到了，才发现这“希望”快成了墓碑上的铭文。
　　“新经济”中的老问题
　　这个老问题就是平等问题。尽管有些发达国家的舆论工具不断制造一种“新经济”与“全球化”有利于促进平等的声音，但更多的人认为，“新经济”促进平等的想法，于逻辑与现实都不符合。
　　从逻辑上看，在国家与国家的距离上，由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知识积淀与技术基础方面都相距太远，且这种距离还在扩大，因此，更加依赖于知识与技术的“新经济”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收益也将完全不同。所以，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旧经济下的“三个世界”解体后，“新经济”却将造成了“两个世界”的断裂：一个世界是由原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极少数利用了“机会窗口”并拉紧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衣襟的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而另一个世界则是被资本彻底边缘化的国家。在一个世界，美国与欧洲正为其连续一百多个月的经济高速增长欣喜若狂；而在另一个世界，次非洲撒哈拉地区以及北非地区，饥饿的秃鹰正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因为没有食物而行将死亡的孩子。在发达国家欢呼全球化与新经济时，却无视它们将进一步“拓宽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的鸿沟”人群的分化也正在加速。意大利劳工总同盟前任秘书长布鲁诺.特伦廷都认为,不要指望新经济会带来什么“后福特主义”。相反，在新经济推动下，人们日益听命于“日益扩张的数据处理部门”的人，“一切知识都在决策者手里，工人用不着思想也用不着知道任何事情”；一方面，“有些人通晓知识并有能力掌握学习的过程”，另一方面更多的人“被排除在外，在工作场所甚至变得更加依附于人，他们将被分流，被切割。”因此，有人作出结论，全球化“与新经济”在一小批精英分子和其余人口之间造成更大的两极分化，使后者边缘化并生活在朝不保夕的状态。从现实中看，正如某些欧洲新左派人士所言，当今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展现出马克思所预言过的“两极分化”的局面。曾经有不少人对马克思所说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困的积累”大惑不解，因为从单个民族国家看，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这与现实不相符合；而“新经济”以及与此同时进行的“全球化”进程，再次赋予了我们以整体主义即全球化的眼光，来重新考量马克思预言的真正含义。的确，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来看，欧洲的无产阶级是少了；但从全球化的眼光来看，地球上被抛进无产阶级队伍的人数却在不断增加。99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富裕国家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86％,全球出口额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两百人在1994至1998年间使自己的资产增加了1.2倍,总收入占全球全部人口总收入的41％;而近九年来,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与最穷的五分之一人口收入之比从30:1上升到74:1;全球最富有的三个人占有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四十八个国家财富的总和。而此报告所指的时间段，恰是“新经济”滥觞与勃兴的时间段。逻辑与现实都似乎在印证美国著名学者德里克的某些思想。他认为，鼓吹“新经济”与全球化理论家们也许会“对所有的人作出承诺”，但实际的情况却将令人悲观：“全世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包括许多生活在中心社会的人。经济边缘化也隐含着政治边缘化。”“世界也许会被重新建构。”对“新经济”带来的老问题，我们不能不多一份清醒。